在斯坦因盜走的敦煌文書中，就有一件珍貴的《金剛經》刻本，這件刻本是迄今為止，人們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標有確切年份的雕版印刷品，日期為“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其中的“咸通九年”就是公元868年。

868年的《金剛經》刻本

這份世界上最早的標有確切年份的雕版印刷品，目前收藏在大英博物館，也就是說，中國人最早發明了造紙術和雕版印刷術，但是呢，目前人們發現的最早的標有確切年份的雕版印刷品卻不在中國，而是在英國，正因為如此，所以，早在1930年，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一文中即指出：“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這句話一直激勵著中國人在敦煌學領域自強不息，不懈努力。

造紙術和印刷術都是中國人發明的，這是中國人對世界文明的最大貢獻之一，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我們可以知道，其實，早在西漢時期，中國人就已經開始把紙當作書寫材料了，只不過當時的紙還沒有普及開來，東漢時期，蔡倫又進一步改進了造紙術。

紙張被發明以后，其實，書籍還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寫本時代，一個是刻本時代，中國人雖然早在唐朝的時候就發明了雕版印刷術，但是，直到北宋時期，印刷術才普及開來，書籍生產的主要方式才改為刻本，而以前的書籍，主要依靠手寫，稱之為“寫本”。

北宋時期，由于刻本取代了寫本，所以，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的寫本基本都已經散佚了，我們今天，幾乎看不到傳世的寫本文獻，當然，在日本可能會看到北宋以前的傳世寫本。

日本平安時代的寫本文獻《日本書紀》

我國甘肅省的敦煌市，位于溫帶沙漠氣候區，常年干燥少雨，在干旱少雨的氣候特點下，文物不易腐爛，有利于保存，元朝以后，海上絲綢之路取代了陸上絲綢之路，敦煌不再如以前那么繁華了，沉寂之后的敦煌反而更有利于文物的保護，所以，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文書在洞窟之中被封存了長達近千年的時間而保存完好，敦煌長城烽燧之下的漢簡、紙本信札也得以在風沙之中完整的保留了下來。

1900年至1931年，英國考古學家、地理學家和探險家斯坦因，先后四次來到我國的新疆和甘肅地區進行考古發掘，盜走了大量的珍貴文物。

1907年，斯坦因得知王道士在敦煌藏經洞內發現了大量的唐代寫本之后，即來到敦煌莫高窟進行考察，當他來到敦煌之后，發現王道士正在外面化緣，于是，他一面耐心地等待王道士的到來，一面還不忘盜掘位于敦煌西北部漢代長城烽燧之下的漢簡，在等待王道士回到莫高窟之前，他已經在長城的烽燧之下，獲得了大批的漢簡。

王道士回來以后，他用《西游記》里唐僧取經的故事來比附此次“考察”行動，他跟王道士說要把藏經洞里的經書傳到英國，王道士居然相信了斯坦因的花言巧語，以為他是英國的“唐僧”，遂決定讓斯坦因去藏經洞內挑選經書，后來，斯坦因從藏經洞內搬出了29箱文物，帶到了英國，臨走之前，只付給了王道士200兩銀子。

1907年，敦煌藏經洞的部分文書